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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不只是道德话题-【新闻】云南黄杞

发布时间:2021-04-20 13:47:21 阅读: 来源:砂浆胶粉厂家

农民问题不只是道德话题

农民话题容易被当作一个道德话题。人类历史上的弱肉强食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生存资料的剥夺,由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无休止的农民战争,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内部殖民战争。工业革命开始了对农民的最后一次掠夺。当今世界的一切主要国家都在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对农民的掠夺,掠夺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劳动资源。走在前面的那些国家,工业革命成功了,农民变换了历史角色,而剩下的农民成了受政府农业政策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人们回头过来聪明地说道,为换得这样一个历史进步,农民必须付出代价。对这种说法,我们容易产生道义上的愤怒。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头,我们是当事人,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允许我们面对农民的痛苦保持沉默,即使这种痛苦将仅仅是农民的痛苦,而无涉国家的命运。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痛苦不可能无涉国家命运。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和它的部分殖民地幸运地减轻或避开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社会转型所发生的颠覆性影响。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同时,创造了强大的海军,开拓了地域广袤的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工业革命排挤农民所产生的社会危机。其他主要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幸运。早在纳粹之前很久,德国就有人利用农民所奠定的保守性的群众基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著名思想家摩尔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纳粹******的成功是对这样一些农民进行鼓动的结果: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从当地来看,他们的赢利也寥寥无几。”德国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使其“自由民主的发展被截断了若干世纪”。日本在二战中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情形,也与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对农家的穷困深有感受的青年军官和士兵,仇恨那些‘使日本政治腐败、堕落的财阀和与其勾结的政党、官僚’,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不难理解,这部分力量是日本军阀发动战争的社会基础。意大利南部在庇护—附庸体制之下,农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发展了一种“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得不顺从权势阶层,甚至到后来顺从了黑手党,使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在自己的社会转型中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卷入了旷日持久的农民战争之中。与欧洲国家一样,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悲惨也来自两种剥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市场对农民的剥夺,其中,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是关键所在。中国所谓“皇权不下县”只是中央政府降低统治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对农村的实际统治依赖自己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每当这个代理人系统变得庞大,并开始大规模对农民的土地巧取豪夺时,农村危机就会发生。当危机加深,农村恶势力开始掠夺农村富裕农民,农村地主逃亡到城市,地痞、无赖也就进入了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这个时候,中央王朝就没救了。一代一代的王朝悲喜剧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交替上演着。近代,在国家对农民剥夺的旁边,产生了市场对农民的剥夺。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分散的农民与那些和官府密切勾结的商人没有平等权利,农民加速走向破产。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农民命运之悲怆,中国国家命运之多舛,实为世界民族之林之最。中国农民已经付出了代价,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已经获得了极大成功,我们的农民该洗掉历史的尘土,进入我们的“主流社会”了吧?呵,50多年过去了,我们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景观。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国家控制的市场上通过“剪刀差”向国家贡献了数千亿元的资金。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又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向城市部门贡献了数万亿元的积累。这还不够。农民在基本权利上受到歧视,未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城市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在大踏步前进,但农村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受阻,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的落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这种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政令出台不可谓不急,关切之心不可谓不重。然而,我们的总理可以被欺骗,我们的中央文件可以被收缴,我们的官方杂志可以被宣布为非法,我们的记者可以被收买或殴打。一句话,政令通畅成了大问题。这不是一个基层官员的道德问题。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我们还有机会。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糟糕到地方政府拿农民起事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步,于是,这个政权垮掉了。我们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让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我们权力体系的旁边生长,还是通过改革,让它在我们自己的系统内逐步化解?前者,是一条死路;后者,才揭示着光明。我们要选择改革之路。改革需要智慧,但我们不缺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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